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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进改革需要什么样的理论
更新时间:2013/05/02     浏览次数:1627次
 

推进改革需要什么样的理论

——访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钱乘旦

    当前我们国家有很多问题、很多现象,西方的理论解释不了,中国的理论家们也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理论解释。比如弥漫于西方世界的金融危机,西方理论直至今日也没有解释,无法应对,但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应对了,中国的经济学界却没有提出诠释性的理论

    不加判断,没有分析,一味迷信西方理论,隔靴搔痒,解决不了中国问题

    人民论坛:“推进改革需要破解的重大理论问题”,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策划。第一次给钱老师打电话约稿的时候,您说对这个策划、对亟待破解的理论问题有一个担心。这个担心是什么?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担心?

    钱乘旦:我最担心的是:堆砌西方理论,不作判断,没有分析,不痛不痒,水土不服,脱离中国现状,解决不了实际问题。一百多年来,中国人已经形成一种思维定式:中国是落后的,西方是先进的,为了不“落后”,就要照搬西方话语,这成为中国学术“进步”的标志。20世纪以来,中国学术“欧化”、“美化”、“苏化”,越来越没有自己的特点,更谈不上做出自己独特的创造,其原因就在这里。许多学术作品变成了西方学术的传声器:套用西方方法、论证西方结论、用西方语言说话,甚至直接重复西方话语。

    从历史背景看,这是可以理解的。明清以来,中国日趋封闭,其思想与学术也日益僵化,丧失了应有的活力。19世纪中叶,西方用武力打开中国大门,给中国造成深刻的政治危机和民族危机。为救亡图存,当时的知识分子开始了解西方,最终将注意力锁定在西方的思想、文化、“科学”、“理性”上,认为这些是西方强盛的根本原因。对意识到自己的欠缺而急迫盼望摆脱困境的几代中国人来说,汲取西学便成了“进步”之事。这导致近代以后中国学术的全面转型,从内容到方法、从命题到结论、从思维方式到语言模式,都把别人的东西搬过来,及至今日,已成风气。

    “以西为师”经历了几个阶段,19世纪首先“欧化”,20世纪初“欧化”与“美化”交叠,然后是“苏化”;经过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全面封闭,到改革开放时,人们发现中国与世界又脱钩了,为改变这种状态,思想界、学术界再次引进外国“产品”,主要是美国“产品”,其数量之大、范围之广,前所未有。大规模的引进和认为“中国落后”的心态有关,人们希望引进外来的“先进”,改变中国的“落后”。

    中国的思想、文化、理论曾出现断裂,中国的现代化是被迫的、被动的

    人民论坛:当前我们为何缺乏自己的理论?

    钱乘旦:中国学术向来有“从圣人说”的传统,怀疑与批判不是其特点,因此,从人之说、说人之说,一直在中国学术中有很大市场,结论往往不取自对事实的考察与研究,而取自于别人怎么说。近代以后,“土圣人”被打倒,“洋权威”接踵而至,说人之说的惯性依然很大,其特点是唯“外”是从,不以事实为依据。历史学界曾发生过“论从史出”还是“史从论出”的争论,现在看起来十分好笑,但反映的是一个根本性问题,即学术研究以什么为依据?说别人之说是最省事的,不需要研究,不需要思考,只需要抄一抄,花力气最小。可是当别人的结论或理论已经被事实攻破时,说人之说还有什么意义? 

    发达国家在从传统到现代的过程中,没有发生思想、文化、理论的断裂。法国即使发生大革命,其思想、文化依然保留着强烈的延续性,其思维方式、基本话语都有明显的传承,并不脱离西方文化的基本特质,换句话说:它一直是“西方文化”。西方文化有两个源头:一是古希腊、罗马,一是基督教。当代西方理论、学术、思考等等,都是从这两个源头中流出来的,其价值取向一直流传到今天,并不中断,只是在不断变异而已,因此其思维模式和理论体系是一脉相承、源源不断的。西方各种理论变化多端、各有不同,但万变不离其宗,它们的基本逻辑是一样的。

    而中国的思想、文化、理论则出现了断裂,中国的现代化是被迫的、被动的。鸦片战争以后,为了保种保国,不得不丢掉文化的根基和源头,中国人一直在寻找新思想、新理论,试图用这些东西维系生存,拯救中国。从19世纪下半叶起,一直是“拿来主义”。但人们经常忘记:外来的、别人的理论,不加分析,不做思考,不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,生搬硬套,削足适履,怎么能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?外来的理论对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很有道理,到了中国就会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,因此需要分析和思考。

    改革理论需要对接传统、解决问题、让老百姓听得懂

    人民论坛:当前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,什么样的理论是好的、适合中国的?

    钱乘旦:我认为当代中国所需要的理论应该具有以下几个特点:一是要对接中国传统,解决中国问题。在中国几千年文化传统中有许多优秀的部分,我们应该努力发掘、精心筛选,而对西方的理论也一样要取其精华、去其糟粕,两者结合,取长补短,就能够创造出现代中国自己的理论。二是任何理论都要让百姓听得懂,让老百姓能接受。有些学者一开口就是名词术语,深奥莫测,读书的人都弄不明白,不读书的人更加不懂其中奥妙,这种理论其实没有用,因为别人听不懂。第三,理论要能够真正解决问题,要有可操作性,要适合中国实情。“普世适用”的万能膏药是没有的,不可能“放之四海而皆准”。

    当前我们国家有很多问题、很多现象,西方的理论解释不了,中国的理论家们也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理论解释。比如弥漫于西方世界的金融危机,西方理论直至今日也没有解释,无法应对,但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应对了,中国的经济学界却没有提出诠释性的理论。再比如,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创造了经济奇迹,这也是西方的理论没有能够解释的,而我们自己也没有拿出自己的理论。经济领域如此,其他领域也同样如此,比如中国的政治问题、社会问题等。

    19世纪以来中国一直在摸索自己的发展道路,而几千年中国的历史传承,都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资源,可惜的是,近代以来由于种种原因,这些资源都被有意无意地丢弃了。尽管从历史的角度看这是可以理解的,但从学术和社会的角度看,则不免偏颇。构筑中国的学术话语需要利用多种资源,包括中国自己的资源,也包括西方获取的资源。封闭是不可取的,但思考更重要,对古代的和对外来的思想都应该思考,在思考中创造出能够解决当代中国问题的思想和理论。正如当年用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”来澄清国人的思想一样,今天的中国学术界应明确意识到:事实是检验学术研究的唯一标准,只有以事实为基础进行研究,才能提出符合实际情况的理论,找到中国的学术话语,创造出中国自己的学术体系,这就是当代中国学术刻不容缓的工作目标。